刘钰亦笑道“这都是屁话。倭人认为大明得国正，也没见壬辰年就不敢攻朝鲜、取大明。骗骗傻子还好，这个不必在意。”
史世用叹息一声，无奈至极。
“话虽如此，但倭人中也有不少人，对当年没有答应伪明乞师一事，耿耿于怀。当年太宗皇帝效郑伯克段于鄢之事，一直没有全灭伪明，借助伪明借兵之事，斥之为汉奸，一些逃亡至此的儒生也对‘汉奸’二字的评价心怀怨恨。对国朝评价极差。”
“再者，前往长崎贸易的商人，为了得到贸易信牌，什么都说。自然是把倭人猛夸，言语中也多有‘僭越’，更是助长了倭人自大。”
史世用不是商人，而是密探，是站在朝廷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更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人，对于“僭越”这样的事，看得极重。
他平日里接触的人，有不少当年逃亡这里的儒生后代，也算是一种饿死不食周粟的态度。
通过接触，这种隐藏的敌意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大顺和日本的关系，很差。
官方往来完全没有，也就在长崎有些非官方的贸易。
当年大顺为了正统性，用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手段，明明可以先把南明灭掉，却一直不灭，就为了逼南明向外国借兵。
向外国借兵，不可同一而论。
问琉球、缅甸、朝鲜等借兵，这是藩属履行封建义务，无可厚非。
但问日本、教廷借兵，这就可以用来大做文章。
借着借兵一事，用激进的意识形态对南明口诛笔伐，加上大顺刻意扶植的永嘉永康学派的意识形态，彻底击垮了南明的正统性。
这是政治智慧。
黄宗羲曾言，昔年宋亡之际，张世杰遣使借兵、陈宜中亦往占城借兵。故而当时情况，与宋无异。况且唐也曾借回鹘兵，汉奸二字，需再思量。
当时南明朝中也有人说“日本事成，则割诸岛与之。大海天乾，非比长江，纵然割岛，彼岂能与我争中原哉”。
这事不好评价，穷途末路，自然不能指望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有什么民族意识。
刘钰深知统治阶级的无耻，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后续的几封借兵书，引出了一个大问题。
“恭维日本大国，人皆尚义，人皆有勇，人皆训练弓刃，人皆惯习舟楫，地邻佛国，王识天时……聊效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师。”
“窃慕日本大国，威望隆赫，笼盖诸邦；敬修奏本，请兵三千一以联唇齿之谊，一以报君父之仇。伏仰德威，发兵相助。”
当时借兵的书信很多，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态度。
之于琉球这样的藩属，是用让藩属履行封建义务的态度。
而这几封借兵书，则用了三个很犯忌讳的词。
“大国”。
“唇齿之谊”。
“聊效七日之哭”。
前者好说，后者这个唇齿之谊和聊效七日之哭，则等同于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自比为秦、楚。
这使得日本很是膨胀，自认自己已经和中国平起平坐了。
当然了，单就这个事而言，刘钰搞得“平等外交”似乎差不多，大哥不说二哥。
单就传统的意识形态，搞平等外交，刘钰背个“汉奸”、“秦桧”的帽子，不冤。
但其实这里面还有个事。
东亚体系之内，没有平等外交，因为都是中华文化圈内的。
和法国、俄国、英国搞平等外交，源于他们不是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所以即便平等也不能怎么样，因为他们夺不了“正统”。
朝贡体系可以转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朝贡体系的范围内，有且只能有一个正统天子，而这个正统天子肯定不可能是西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