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亚洲”这类想法是格格不入的。
有些亚洲人在审判时期可能会对西方列强实行的帝国主义感到气愤，但是这种怨恨不等于有理由荒谬的欢迎一个亚洲国家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入侵，至少华夏是完全不需要这个亚洲国家来“解放”的。
对于所有在二战中损失惨重，甚至今天还能感觉到它的负面后果的国家来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以及之后各国的继续审判，也是给了这些国家发泄痛苦感情的一个合理出口，当然，这些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不一定是彻底治愈战争后遗症的灵丹妙药。
另一方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以及之后各国的继续审判为建立国际标准做出了伟大贡献，国际刑事法庭、国际刑事法院和许多活跃在国际刑法领域的混合法庭都在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战时犯罪的行为。
并且，现在的这些司法机构的判决，也不会再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判决书那样，被一些批评的浪潮进行围攻，因为，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判决书为所有人树立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律先例。
当然还有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的判决书、美丽国军事法庭根据《管制委员会第十号法》下达的重要判决书，以及各个国家国内法庭对二战中发生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判决等，也正是由于所有这些历史上的判决，才有了现在称之为国际刑法的体系。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以及之后各国的审判的正面因素，更是被这个事实强化了，也就是审判结束时“胜者之正义”的标签贴不到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的判决上。
因为，这些罪行不管怎么说，在个人罪犯上都是脱不了干系的，战争合法与否即使退一万步讲是一个问题，那也不能改变暴行的非法性，因为暴行早在发生时就已经违反了习惯国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