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较为接近的就是南北朝时期国号“汉”的割据政权，和西汉或东汉这种大一统政权的关系。
不过需要注意的关键区别是，东大自周就有的华夷之辩，使得东大的主体民族无论如何“动荡”最后都会归于了华夏。
但立陶宛却不是这样，因为在立陶宛大公国时期，如果按照民族人口划分，该国完全是一个东斯拉夫人的国家。
而在一战之后的立陶宛，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立陶宛民族占90%以上的民族国家了，并且由于历史的拉扯，从那时起该国内部的民族矛盾一直较为尖锐。
PS1：其实不仅仅是立陶宛这样，大部分欧洲国家都有这种情况。
一种较为简单的解释这种情况发生原因的一个说法就是，欧洲特色封建组织模式与地理特性，使得在欧洲，一小撮以民族之名团结在一起的“骑士团”，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打下并控制很多土地。
并且这种模式导致的上层战争与基层管理的割裂，使得普通人并不怎么在乎头上的贵族老爷怎么换。
于是欧洲的国家，几乎人均祖上阔过——或者说后来为了建立国家民族认同，人均进行了向上攀附。
只是这种人均祖上阔过，但都没阔到形成民族融合的情况，从根本上遏制了民族融合。
直到欧洲走出黑暗中世纪，进入近代生产力大发展时期，一支“骑士团”可以控制的范围大幅扩大，一系列更为剧烈的武装冲突开始。
逼迫原本与战争较为割裂的基层管理，开始了比东大晚了上千年的改革，欧洲的战争也同样晚了上千年开始了，从主要依靠职业兵骑士，向主要依靠征召兵的形式转变。
再加上战争烈度的提升，更广泛的成了炮灰的欧洲佃农，终于也晚了上千年意识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含义。
但是欧洲并没有形成超越“骑士团”的组织模式，觉醒了想为自己而战的佃农，也只能成为新的“骑士团”，于是民族国家的概念诞生了。
并且随着战争范围的扩大，更多原本不在乎头上贵族如何变化的佃农，或自己觉醒，或在头上贵族的敌人唆使下觉醒，成为新的“民族”。
自此欧洲制造新民族的运动持续了整个十九二十世纪，然后欧洲就走向了几乎不可逆的分裂的更加细碎的路程。
乃至于整个近现代西方政治，都带有这种不断细分的倾向，且热衷于将相同的分割模式投向殖民地，制造了更多本来不存在的“民族”冲突。
而在东大，自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核心——耕战一体开始，基层管理就和军事战争绑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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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便是更大范围的国民认同，这也导致了秦朝虽然统一了，但秦末六国贵族余脉依然有巨大号召力——这对于欧洲的小“骑士团”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而这一点，等到之后汉朝更长时间的统一，被彻底炼化成华夏之地的国民认同之后，就成了东大视大一统为传统的第三大根基之一。
PS2：东大大一统，耗时千年，建立的三大根基，历经了周的文化统一根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一统思想萌芽。
秦的军事统一根基——秦灭六国，北击匈奴，南征百越——大一统第一次成功实操。
汉的政治经济统一根基——汉祚四百年，再无六国人——大一统第一次成功巩固。
2、一些不得人心的行为
在世界紧张度飙升的背景下，苏德密约之后，为了制造缓冲地带，苏联在1940年控制整个立陶宛之后，也进行了类似在东波兰干的更“有名”的事情，即通过内务部，将大量持不同政见者送去了“古拉格”。
此外苏联还将维尔纽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