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球队的人纠集几十号人大半夜跑到窗户外面让我们打开窗户放他们进来揍我，大牲口就把在窗户口跟他们对骂，我继续趴在床上看我的《纯粹理性批判》，搭理都不搭理他们——我告诉你吧，我要跟他们比划他们禁不住的，人再多都没用，过去我怎么收拾他们现在还是怎么收拾，非得肚子上被人捅一下放了气他们才会舒服。但是哥们儿也长进了，真心懒得搭理他们，如果你真的厉害，白天过来，一俩个人过来，我哪都不去就在这里，起码我还会爬起来跟你对骂几句然后咱们分个你死我活，就你们这帮乌合之众三五十个半夜喝点大酒突然心血来潮就想占我便宜，大哥，你好歹过了大牲口那一关——谁爬窗户他往下推谁，窗户下面是通往地下室的一个斜坡，也就七八米高，你连这么个高度的窗户都不敢爬还想揍我，别招笑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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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后续，就是发小和骆媛冷战，发小难免天天骂我...他眼皮子浅爱得太深觉得骆媛可能永远不会原谅他了，我说多少遍不用着急慢慢耗，你俩都小俩口了怎么可能有什么长期的冷战，她不爱你其他也得爱你那个鏖战的本事不是吗——他不听，每次喝多了都要骂我，我只好默默地听，同时开始思考更深刻的问题——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突然觉得哲学指导不了我的现实生活，也指导不了我的智慧成长，因为，固然，你单看一个体系的话会觉得非常了不起，但是如果你把他们那些人那些着作综合起来一起看，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这帮人只不过是来来回回在打嘴炮，苏格拉底说往左走是人类真理，柏拉图就说往右不一定不行，亚里士多德着急忙慌跳出来说不对应该往上，下一个人就说往下，再下一个说不然我们用跑的，再下一个说跳着未必不行，再下一个...西方人为什么要做这些哲学思辨呢？我就在那里想，然后把我们中国除了先秦诸子的那些人找几个出来对比一下，比如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这个人是特例，地球上少有）这些人，一对比你就明白了——西方的人搞这样的体系还装得自己在为整个人类着想，在为人类的进步着想，我们这边的人装都不装，明明白白告诉你我就是搞钱或者要当官，哲学什么的都是我学来用以统治或者压迫普罗大众的工具，谁信谁傻批，我就是拿这个玩意搞坏别人的脑子让别人都变成傻批我好去愚弄他们管辖他们的——人家明明白白告诉你，大哥，你可别信，我这个就是思想游戏，如果你信了，那对不起，我的智慧高你一等，你过来给我溜沟子舔屁股没什么问题吧？毕竟，我用思想拉出来一坨你都不嫌弃恶心吃下去了不是吗？朱熹一边让别人存天理灭人欲，他一边跑去睡他嫂子，然后嫌弃不过瘾跑去尼姑庵里乱折腾（我猜的，他思想游戏耍得那么得意，不变态都对不起他吹的那些牛皮），一边在尼姑身上占便宜一边还要想那些信了他的话的人是傻批。西方人没有我们文明，他们干丑事总是要假正经的，就像我有一次去马厅看到一个光头大哥揉一个胖胖的妇女，灯亮了赶快把手抽出来给那个妇女拉直上衣，脸上还带着那种腼腆的微笑，整个人看上去又羞怯又猥琐，活像个正经人——大哥，你直接上不就完了，你看我们那些先贤（严正声明，我说的是战国往后的所有搞哲学的中国人，包括...呃...你懂的，包括那些不能说的人）哪个不是明明白白告诉你我要搞你，搞完了你别抱怨，你敢抱怨我反手就是一个大嘴巴——你敢吃我的思想的屎，我打你你就别抱怨...
我为什么突然就看出来，就是因为发小情敌那件事，我思考善恶的时候禁不住就觉得这个玩意纯粹就是旁人的定义，你自己完全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把它重新定义，而且做起来不会有多难——既然善恶可以定义，那么别的东西也一样，你怎么看待一个事情，不需要别人帮你定义，只需要遵从自